读《少年凯歌》

作者: 陈凯歌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1-6 页数: 189 ISBN: 9787020034109

这本书，顾名思义，写的是作者少年（其实还包括青年）时的经历。但与一般的回忆录不同，本书议论极多，浓度几乎大于叙事本身。可以想见，本书虽是受出版社之邀写下（见本书自序），但真正推动作者运笔的，绝不是每个人都有的那种对自己年轻时期的敝帚自珍，而更多的是过往沈痛的反思、反省甚至是忏悔。

本书的主体都关于文蛤。文蛤的开始，文蛤中作者及其家人的经历，以及文蛤结束后的创伤。本书无疑是用血色的笔触，以叙述切肤之痛的方式在控诉这场运动的摧残。但是，作者的旨意又并不停留于对一场运动的反思。如他所说：

问到个人的责任，人们总是谈到暴政的压力，盲目的信仰，集体的决定等等。当所有的人都是无辜者，真正的无辜者就永远沉沦了。

为了不使「真正的无辜者」永远沉沦，作者决心将刀插入难辤其咎的一个个个体之中。而他从群体中选择的标本，不是别人，正是作为书名的「少年凯歌」。

他写自己十四岁时参与批斗父亲的经历：

人群中响起「打倒」的口号声。我也喊了，自己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大。

从「自己听见自己的声音」，我读出一种疏离和陌生。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虽通篇以第一人称书写，却时时带着旁观者的审视视角；「少年凯歌」与其说是为了年轻的自己立传，不如说是将年轻的自己用作故事的主角，去写一段历史。

这种对自己心理的探究达到了更深的程度。作者揣摩出，被运动裹胁着的自己，最深的恐惧并不是死亡，而是「永远不被人群接纳」。他认为，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最令人害怕的事情莫过于不被人接纳。他提出的例证，除了自己，还有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在六十五岁那年入了党，「脸上露出一个男孩子被批准参加小足球队时的笑容」。同样的，还有那个年代人们对于自杀和自杀者的恐惧。

我们都知道，文蛤中惨死的人不计其数，有直接遭到暴力殴打、欺凌导致死亡的，也有不堪精神与肉体的侮辱而自寻快死的。但一旦出现了死亡，死者家属都会极力否认死者是自杀，宣称死因是他杀；相反的，死者生前的加害者，则会力图声称他是自杀。这并不是因为家属想要加害者承担罪责，或是加害者想要逃脱罪责——那个年代，被批斗致死是「坏人」们的「罪有应得」，是「活该」的，而以这种方式杀人对于狂热分子们也算不上什么可耻的事情。真正的原因在于：

既然每个人都必须在集体中才能存活，既然每个人都心存被逐出集体的恐惧，那么，自动脱离集体的自杀就不仅是对集体的背叛，而且是对恐惧的藐视，也就是对大众的藐视。因此，动摇了人群安全感的自杀行为是极大的丑恶。甚至对亲族来说，也是如此。当时的术语叫做：「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

害怕被逐出人群是人类原始的恐惧。这种恐惧在中国之所以仍然原始，在于它的深刻：在一个个人的利益或权利都必须通过国家的形式体现的制度下，反过来说，个人的一切都可以被视为国家的恩赐。在一个就业、住房、迁徙、教育乃至生育、婚姻都由国家决定的社会里，放弃这种恩赐就等于放弃生存本身。唯一的选择是：不管发生什么，都得留在这个社会中。

关于人类作为社会动物，对「被逐出人群」的原始恐惧，我们在很多人类学著作里都已读到过论述。正因如此，流放、驱逐在人类的各种文明中都是极其严重的惩罚，几同于死刑。从这一点来说，文蛤其实就是一场大型的「敌我识别」运动，旨在找出人群中的异己（所谓「敌人」），将其驱逐出「我们」的领域。当每个人都被发动起来去寻找自己身边的异己，每个人也就不得不惶惶不可终日地担心自己成为被揪出的那一个。有机会加害于人时，就势必卖出十二分的力气，去证明自己对组织的忠诚；而在自己成为批斗的对象时，也必须逆来顺受，承受人所不能承受的打击，以示自己对于集体根本上的认同，祈盼加害者能存一丝怜悯，在施暴之后能暂且将自己留在人群的边缘而不至完全逐出。

如此一来，我们能够理解在文蛤的倒行逆施之中，为什么无论是被害者还是旁观者，都少有人敢站出来仗义执言。因为一旦对于群体的行为提出抗议和质疑，即是标榜自己的不同，是声明自己对于大家「普遍认同」的理想的异议。这无疑会是最最严重的罪行。

在一个过分拥挤的社会里，只有打倒别人才能保全自己；人们彼此竞争，各不相让，拚命证明自己对集体的忠诚，别人的不忠诚；所以才会出现双方由同一个领袖统率却彼此交战的情况。在求存的意义上，加害者的暴虐和被害者的顺从，心态上并无大区别，只是所求稍不同罢了。

可以看出，作者对人民的反思，已经接近了「国民性」的叙事。他是作为集体的一分子经历文蛤的，所以他在解剖自己的同时，亦势必要去解剖自己作为其一分子的集体。在忏悔自己批斗父亲的同时，他也控诉着身边的人群：

当一个孩子当众把自己和父亲一点一点撕碎，听到的仍然是笑声：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民？

这样尖锐的矛头，显然已与「领袖错误发动、人民被错误领导」的企图搪塞过去的叙事相距甚远。他长篇引用了鲁迅对「合群的自大」（或称「爱国的自大」）与「个人的自大」之间的区分，指出前者的可哀与不幸，和后者的多福与幸运。

读到这里，我觉得我们的国家在经历了这么大的磨难之后，为什么还是没有好好地清算集体主义呢？为什么我们小时候上学，老师还是在不断的跟我们强调「要服从集体」，「不能搞个人主义」呢？

难道是十年的浩劫还不惨痛？还是说，对那十年的反思，都在「宜粗不宜细」的指导下，再次成了耳语般的声音；「哭哭啼啼没有出息」的「伤痕文学」 ，虽然为数不少，却大多停留于对伤痕的审视，而极少像这本书一样，将手术刀沿着尚未痊愈的伤疤狠心刺入，直捣两千年病染的膏肓？

对于中国传统的批判渗透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红卫兵在作者家里一把火几乎烧尽了藏书，临别还与他郑重握手，「仿佛他们才把我从歹徒手中拯救出来，仿佛要通过这握手得到当然的感激似的」。在他们扬长而去之后，奶奶安慰他：「皇上也烧书，不是头一回。听清楚了？」仇视书本、仇视知识分子的上古传统，通过奶奶一句话，与作者眼前的灰烬接上了线。谈到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作者多少有点刻薄地评论说：

这场运动虽有民族大迁徙那样的时空规模，却没有任何文化意图上的积极意义。不是进步——因为，他们用时间和血汗换来的经验，哪怕是最成功的，也无非是农业社会的。如果创意只能从自身经验中生发，而无外来的比较，那必定是非选择的和局限的。可能的事实是，人间的苦难只磨练出了一代更加坚忍的农民而已。

中华民族的沉重肉身，还要自己的窠臼里沉睡多久呢？看看作者笔下文蛤中的中国，再看看眼下的中国，进步之处与停滞之处同样刺眼。时至今日，至少一个无辜者的自杀会得到的更可能是缅怀而不再是憎恨了。但是，为文蛤叫魂的声音还在回荡，揪斗异己的风潮从蛰伏中已经渐渐苏醒；少年凯歌所目睹的那种「人们彼此竞争，各不相让，拚命证明自己对集体的忠诚，别人的不忠诚」的现象，在短短几年内已死而复生。这是我们民族终于艰难地动身迈向光明前，偶然地向黑暗又趔趄了几步吗？

我希望是。否则，少年凯歌的经历，可能会发生在我们任何一个人的身上。

2020.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