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被害人不太冷

2017.5.26

据说今天最高温度有31℃，上班路上就已经领略到太阳的威力。到办公室坐下（我终于回归了自己的办公室和办公桌），同事问我想不想听一个庭，是个故意杀人的案子。我当然想听。他们说在鱼峰区法院，也是个示范庭，邀请了我们去旁听，结束还会有领导点评。但再一打听，说是只有谢姐一个人去了，其他人都不去。我心想，她的案卷我还没有整理好，现在自己一个人屁颠屁颠跑去听庭，还要和她狭路相逢，未免尴尬。便作罢，决计尽快在这两天解决剩下的两柜子案卷，恢复自由身。

我像电影里澳门赌场的荷官在赌桌上铺开扑克那样，把批捕卷在自己座位边的沙发上弧形铺开——我昨天已将它们按犯罪嫌疑人姓名音序排好序。八点五十，我已准备开始干活。

这时，门口来了一个中年男人，个子不高，目光炯炯。我们四目相对，他迟疑了一刻，朗声说：「我姓 X，叫 XXX。」一边的敬姐听到，接过声来：「XXX 是吧，你来。」他走进来，看见敬姐还在用早餐，立刻往外走：「你先吃，我一会儿来。」敬姐说没事，已经吃饱了。我这才反应过来，他就是之前那一宗诈骗案里的被害人（见5月17日的日记《诈骗罗生门》）。

百闻不如一见。他身穿休闲服，挎一个小包，另外拎着一个皮包，露出一叠档案袋的头来。他的普通话在柳州人当中算很清楚的，说话用词也显示出其文化程度比较高。他表现得非常「硬气」（南京话）：「你要什么文件，我就给你什么文件——原件。」敬姐请他坐下，边看他给的文件，边问他一些情况。他们坐在办公室的另一半，我便隔着一排文件柜听他们的对话。这位被害人讲话有分寸，除了听到他说了一句「那个 XXX，坏呀！」其他时候都是在陈述事实，没有过多废话。但说到自己被「骗」的过程时，仍不免有几分激动。在复述自己和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对话时，他娓娓道来、绘声绘色，而又斩钉截铁、义愤填膺，让人身临其境，心同其怨，不由得就想相信他。在被敬姐问到他自己所述中的疑点时，他的声调就明显放低，并且说话前稍作停顿，说话非常审慎。

我虽然提醒自己：他也有可能在撒谎！但也觉得相比之下，犯罪嫌疑人语焉不详的供述实在是相形见绌了。唯一让我感到疑惑的是：这宗案件的标的也不小，被害人为什么不雇一个律师呢？是律师没用，还是律师太贵，还是作为被害人把自己的情况都交待给检察和审判机关，之后听凭发落就好？律师在此间没有可以扮演的角色，没有可以发挥的作用吗？

敬姐基本问完了，开始正式做笔录。被害人说着说着又开始抱怨，说三名嫌疑人合伙骗自己，设下的局实在是太厉害了。「我的故事真可以拍成电视剧了，我来写剧本。」他还说：「清华大学要是开个骗子专业，我可以当教授了。」说到电视剧，他又变得幽默起来，说他看了《人民的名义》，精彩，而他自己就是里面的易学习（他之前在广西的中石油工作）：他的位置的后两任，都在牢里了，唯独他以清廉得以自保。他说嫌疑人都是祁同伟、高育良式的人物，太能设套，太有心机。敬姐听了也打趣，说你放心，我们反贪局都是侯亮平。他却说自己对侯亮平印象不好，但喜欢程海和程老检察长，原因则没说。

笔录做了一半，有位别的部门的同事进来找敬姐问个事。我们的这位被害人，看到这位同事戴的一串珍珠项链，问：「你这是哪里买的？」同事回答了，大概还觉得这个人有点怪。没想到被害人一下就此打开了话匣子，说自己上个月才给自己老婆买了一条这样的项链，接着就开始细数珍珠的真伪如何鉴别，怎样的珍珠才是上品等等。那位同事听得一愣一愣，摘下项链给他细看，他也戴上一副金丝眼镜，接过项链端详，俨然在做专家鉴定。

办公室里除了我都是女的，一听到珠宝首饰的话题，都聚拢过来，听专家大谈特谈。这位被害人又说，自己有个妹妹就在北海开珍珠厂，东西绝对保真云云。戴项链的同事听言，马上与他互留了联系方式，要了她妹妹在北海的厂址。他又说，女同志因体质原因，最好不要碰金银，但玉石则可以；另外，戴手镯很好，因为可以「护身」。同事说一直想买手镯，只愁没处买；被害人当场又打电话给自己妹妹，要她发几张手镯的样式来。图片发来，他的手机被女同事们争相传阅。

大概是见我一个人站在办公桌旁整理案卷，与讨论金银珠宝的热烈气氛不符，一位同事试图也用打趣将我拉进去：「小郭，要不要给你未来丈母娘挑一个？」我其实挺想看看这些人怎么做生意、他们能说出些什么道道，但觉得凑这种热闹实在不是我的风格，站在一边静静地听则别有风趣，便冲他们一笑，然后继续做我的事，并竖起耳朵听着。

最终两个同事与这位被害人留了电话，大家才渐次散去。敬姐突然重新问了一个案子里的问题，氛围整个为之一变，让人简直不适应。被害人迟疑了一下，也重新回到做笔录的严肃状态。但他趁询问的空隙，问我身边的小韦姐：「这位姑娘贵姓啊？」

小韦姐从头到尾没有参与他的询问，只是在他展示手镯照片时凑过去看了两眼，所以被这么问大概楞了一下。过了一会儿，笔录又有一个空隙，他又扭头来问小韦姐：「你就是柳州人吗？」

小韦姐答：「呃，是的。」他笑道：「呵呵，我听口音就像。」小韦姐诺。

过了一会儿，十一点多，这场持续两个多小时的询问才终于结束。笔录完成，他也签了字，便要走了。临走还和我们整个办公室的人挥别：「我走了！」——俨然已是一位我们的「朋友」了。

他走后，敬姐说：「他要有个儿子，恨不得刚才就把小韦拐走。」小韦姐有点尴尬地笑笑。毕竟刚才整个办公室有四五个人，他只和小韦姐搭讪。

我又说：「这个人好奇怪。」

敬姐问：「怎么呢？」

我说：「他说自己被骗得『身无分文』，来检察院都坐不起公交车，要骑自行车。结果呢，你要看他手机上的聊天记录，他说手机上没有记录，因为刚用一个月；他看到别人的珍珠项链，他又说上个月刚给自己老婆买了一条。又买手机又买项链，这叫什么『身无分文』？」

众皆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