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10日的便笺

还记得高中时第一次听说「扒粪记者」（muckraker）这个词时，心中感受到的没有一丝恶心，而只有满满的兴奋、向往和敬仰：一个人将自己的职业定位为揭露社会的黑暗、曝光名人的丑闻，形单影只地穷索大地上的暗疮，就像蝙蝠侠在暗夜中穷追猛打罪犯一样，是多么刺激、高尚而又有益社会的事。我当时就想，如果我长大了能当一个「扒粪记者」就好了。

后来，我在李敖晚年的一次电视访谈中听到他说，他经常被人说六亲不认，因为对于亲友，他也从不惮于开刀；因为他觉得，追求真理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意义的事情。为了追求他心中的真理，他可以把亲情、友情放在一边，对于昔日的战友、同事甚至老师，他也不为人讳。我觉得，这是多么惨痛的牺牲，又是多么崇高的情操。

时至今日，我仍然相信「思想的自由市场」，相信「真理越辩越明」。我的阅读，我的经历，我的思考使我只是越来越坚信「谬误」「谣言」言论的解药不是压制言论，而是允许「更多的言论」（布兰代斯大法官在惠特尼诉加利福尼亚案判决中语），让优质的、客观的、真实的言论最终在竞争中胜出。作为在与中国互联网同步成长起来的90后，我更相信信息的自由流动是一个健康社会的血液。如果我们因为一些言论不符合我们的认知就认为它不应该被传播，放任那些也许刺耳的声音被静音，那么我们将冒着压制真相的巨大风险。这些也许在你听来「不和谐」的声音中，也许有很多都是噪音，是谣言，是假象；但其中一定也有着尚未被人们认识到的真理。在这个意义上，容忍噪音不但是一种美德，而且是一种公民义务；如果要发泄正义感，你应该发声撰文指出那些让你不爽的言论错在何处，而不是呼吁、支持限制甚至消灭那些言论。这本应是常识。

基于这种常识，我们很难理解一位中国著名作家因为在疫情期间所写的网帖集结在外国出版而受到人身攻击。在攻击者看来，如果说这些网帖在中文世界里的存在还是他们可以容忍的噪音，那么它们的转译为外文、在异域出版，就不啻是为我国的「敌人」提供弹药，而作家本人无异于叛国者了。他们显然是一心拥抱现实政治话语的人，忘了想想，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他们在中文互联网上看到的连篇累牍的对于西方抗疫如何不力的大力报道，来源为何。按他们的标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MSNBC等等美国媒体，自然也是每天在给「敌对势力」天天输送着弹药的。甚至不需要出版，我们每天在微信上就能看到看也看不完的美国版「方方日记」。为什么他们用高音喇叭不间断地播送着自己政府的坏话，一点也不怕中国人听见？

类似的情况不止发生在界河的这一边。我已见到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抱怨，一些西方国家应对疫情如此乏力，给了官办媒体宣传「制度优越性」的活靶子。对于中国抗疫的成果，许多「中国观察者」显然在故意视而不见。他们更愿意去颂扬只有五例死亡的台湾地区，而不是一海相隔处，人口更多、与爆发中心湖北省之间没有海关却只有一例死亡的福建省。《华盛顿邮报》素来标榜自己对事实的尊重，而日前他们北京办公室负责人 Anna Fifield 引用「社交媒体上的信源」（social media sleuths）称武汉死亡人数超过42000人，几乎是荒谬了：每个死者都有自己的亲属朋友，从社会保障到地方档案都有一套资料与人口数像齿轮一样咬合，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地隐瞒死亡人数，是可能做到的吗？

立场优先、真相靠后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讨论了几年，却只是愈演愈烈。我当然不是完人，也没有完全超然于自己的偏见、杜绝主观认识偏差的能耐。但我至少相信，真理是值得追寻的，真相是值得尊重的；把立场放在真相之前甚至搞「真相虚无主义」，是错误的，并且是可鄙的。在这一点上，我是李敖的信徒。同样，我也是「扒粪」者的拥趸，我认为一个社会不应该害怕批评，不论这批评来自内部还是外部；相反，它应该害怕批评太少。批评是我们认识问题的主要渠道；即便批评得不对，只要有人站出来纠正就好。信息的透明、阳光、流动是关键。现实中的真相总是细碎、局部却坚硬的。我们中国人应该大大方方地看《武汉日记》在海外出版，而现行体制的怀疑者，也应当可以心平气和地看待中国政府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大可不必蒙蔽自己的头脑，去相信一个社交媒体编造的天文数字。

*** 2020.4.10***

发自我的写字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