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北京离我还是很远

北京是个多事的地方。记得前段时间，有好事者用软件分析了民谣歌曲的歌词，歌手们提到城市的，有一大半说的是北京。除此之外，年轻人喜欢在这儿创业，领导喜欢在这儿开会，明星喜欢在这儿吸毒。

但北京一直是个和我无关的地方。当我得知又一家新的科技公司在北京成立（几个月后可能又收到它倒闭的消息），当我看到又一场会议在北京胜利召开，当我看到又一个明星在北京吸毒被抓，我连耸耸肩的兴趣都没有。北京不是我的城市，我同等地漠视着她的美丽和她的雾霾。与大多数人一样，对我来说「北京」只是一个频繁地出现在朋友圈里的地名。

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当我把自己的生活流转到「北京」所指称的那一块土地。在重庆时，大桥，江水，山丘和倾斜的路面时时在提醒你这是重庆；但在北京，到目前为止，除了一些地铁站的名字可以与手机上的新闻相对应，我并不觉得自己活在某一个特定的城市里——一定是我出去走得太少了。我生活在一座校园而非一座城市，校园的围墙让我与这座城市里的悲欢离合绝缘。

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当「北京」和「火灾」、「幼儿园」以及「低端人口」这些词并排出现在新闻的标题里。对于用手机接收信息的我们来说，大兴区并不比大兴安岭更近。对于用手机接收信息的我们来说，同处一座城市的人们并不比千里之外的朋友和亲人更近。

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当我那些一向冷静的朋友都已经克制不住义愤，以各自的方式发出吼声。我悄悄地沉默，并检讨这种沉默。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对这个社会已经到了冷漠的程度，但坦白地说，我对大多数社会新闻已经失去了打开的兴趣，对待普通人的恶行和政府的倒行逆施，我都已经没有什么谴责的欲望。1952年的Rochin v. California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曾就适用第14修正案提出了「良心冲击」的标准（shock-the-conscience test），而我不知自己的良心为何如此麻木，竟已许久不曾被冲击了。

真的，这几天我最大的感觉是北京离我很远，北京的人们离我很远。听说首都事实上早已拥有了科幻小说中的「折叠」功能，也许空间的分隔也是我感到遥远的原因之一——但有比这更重要的原因。

亚当·斯密（Adam Smith）从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理论发展出「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认为同情来源于想象力，来源于想象自己位于他人的处境。我想，鲁迅的这种想象力一定很发达，他才会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但人的大脑是一种会趋利避害的东西，当这种想象总是导致一个痛苦的结果，我们也许会渐渐习惯于拒绝想象。想象被虐待的孩子是自己的孩子，想象被驱赶的居民是自己的家庭，这场景是多么荒谬，而又是多么现实。

想象北京在自己身边是痛苦的，想象北京的人们在自己身边是痛苦的。北京还是留在手机的新闻里比较好，北京还是离我远一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