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治理与自由主义
京津冀AQI又爆表了——不只是京津冀，从地图上看，中国这只雄鸡的五脏六腑都已成重病的红紫色。一些人说要离开北京——当然，他们中几乎所有人都不会真的离开，只是讲讲而已，近似朋友聚会时说的「我打算回老家种田」。
时间退回到两三年前，大面积的雾霾锁城还是可堪称奇的新闻，时至今日，雾霾的爆发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剧烈，以500为上限的AQI早已不能描述中国的天气，屡屡「爆表」（beyond index）。很久以前，大城市长时间的堵车还是新闻，但现在大家只是把堵车当做常态。对于雾霾，我们似乎也该习以为常了——除了买口罩戴上，我们又还能做什么呢？
当然，一些人是例行要骂一遍政府的。之后，因为被删帖之类的事，又要再骂一遍，不但骂治霾不力，还要连着言论管制一起骂，且骂得更凶更狠，我称之为「二次革命」。这都不奇怪。奇怪的是，平日对政府管制嫉恶如仇、言必称哈耶克的「中国奥地利学派」此时则适时地偃旗息鼓，不作「最小政府论」了。他们中的许多反倒是成为了鞭笞政府「不作为」的急先锋，恨不能要中南海连发十二道金牌把工厂和汽车都停下来，好还大家一片「干净的蓝天」。
「中国奥地利学派」的破产
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在1974年与他的对手默达尔（Gunnar Myrdal）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从此后这个自认为斯密（Adam Smith）的正统继承人、却被学术界当作异端的流派才重新获得了一些关注。但显而易见的是，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在实践中采取哈耶克和他的老师米塞斯（Ludwig Heinrich Edler von Mises）所倡导的那种几乎完全放弃政府干预的经济社会体制。（个人认为，这可能是奥地利学派的一些观点得以在中国幸存的重要原因：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这种理论的漏洞尽管显而易见，但由于它几乎没有被大面积地真正实施过，这些漏洞的贻害尚未充分地暴露出来，从而使奥地利学派的论敌缺乏足够确实的现实例证——而对「政府失灵」，奥地利学派却可以举出一百个例子。）
现在很多著作简单地将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当做哈耶克的同路人。其实他们的观点尽管多有重合，却也有许多泾渭两分的地方。同为伟大的自由主义者，弗里德曼却早已雄辩地论证，在现代国家社会，福利政策的实行、政府权力的一定扩张是不可避免的；而米塞斯、哈耶克一脉所倡导的无为而治的政府，与诺齐克（Robert Nozick，美国哲学家）所鼓吹的「最小国家」（minimal state），看似理想，其实不但无益，在当代更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
中国政府的社会主义血统——以政府自认为有能力管控一切并且确实试图管控一切为特点的那种血统（见拙文《我们中有人是最聪明的吗？》）——决定了政府干预是中国经济社会根深蒂固的信条。即便有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习近平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仍不能抹杀那个「政府」二字写成的底色。也正因为这种底色，让哈耶克主义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圈中极有市场，几乎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似乎每一个人都在大声疾呼市场的作用是多么卓著，而政策的干预是多么愚蠢，完全无视世界范围内几十年来经济学与经济政策实践的新进展。先前林毅夫与张维迎的论战也可以成为这种偏见的注脚——林毅夫被许多人视为是政府的代言人，而张维迎则是自由市场的捍卫者，两个人的学术之辩被旁人当成了政府话语与人民福祉之间的撕扯。
华夏大地上的雾霾可能为这种我称之为「中国奥地利学派」的思潮提出了难题。很显然，在肆虐千里的黄尘面前，没有人再愿意指望市场做出什么有实质性意义的事情。没有人指望大家能自发地达成协议，让工厂整改、机动车控制排放，形成一种有益于空气质量的秩序。每个人都在看着政府——并且只指望着政府做些什么。前些天几位律师对北京市政府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也是一个最好的佐证（此事的消息封锁做得比较早而且比较好）。显然，当出现全国范围的雾霾，这就不是一个人、一个团体、一家工厂、一家企业的问题，而是整体的、结构性的、深层次的问题，而这种问题，只有政府能解决。（事实上，就连哈耶克本人也无法否认政府干预在一些情况下的必要性。但他对于这个干预的限度从来都是语焉不详，稍作提及，然后又回身过去列举政府干预的害处一二三四。）
污染治理的自由主义问题
同时，糟糕的空气问题也对自由主义的根基——「个人自由」提出了诘问，因为为了一部分人的健康（可归入身体自由）治理雾霾，必然意味着限制和伤害另一部分人进行正当生产生活的自由。我们在申诉「自由呼吸的权利」时，很少去想一想，雾霾的「元凶」也有着自己本应被保护的权利。难道花钱置办了厂房器械，雇佣了工人的企业无权开工生产吗？难道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工人无权上工挣钱吗？难道购买了机动车的车主无权使用石油燃料、驾驶它出行吗？难道在田野里劳作的农民无权焚烧秸秆以便自己继续耕作吗？
你可能会说，工厂、机动车要控制排放，秸秆可以废物利用不需要焚烧，但所有这些建议都已意味着对上述主体的自由的限制。如果你能花一分钟将自己想象成被环保部门勒令停工的工厂主、因此无法干活的工人、无法正常使用自家机动车的车主、需要大费周折处理秸秆的农民，就会发现所有这些限制根本没有外人看起来的那样理所应当和公平正义。处理环境问题绝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发展与生命健康之间的平衡，很多时候更意味着一部分人的权利与另一部分人的权利之间的平衡。
顺便一提，我认为，环境污染的自由主义课题的症结之一，在于自由主义的传统测试标准（test）在这里并不能直接套用，因为区域性甚至全国、全球性的环境污染问题，必然是难以计数的许多个体各自行为加总之后的结果，而传统的自由主义标准向来都是只针对个体的单个行为的（譬如密尔 [John Mill] 经典的「伤害原则」：只有伤害到他人自由权利的行为才可以被干涉）。这个问题足够写几篇论文，此处不赘。
余论
一些人平时批评国人缺乏独立自主的人格，批评政府对公共事务的大包大揽。一到出了问题，却只会破口大骂，说政府无能，政府不管。有点像学生翘课不要老师管，期末挂了科却说都是老师教导无方。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批评政府不作为时是非常审慎的。因为他们知道说政府在某一领域不作为，等于在说政府在这个领域有义务，同时也有权利进行作为。
有些人简单地将雾霾归因为中国政府对工业排放制定的标准过低，执法力度不够，试图以此撇清这一问题中所有「普通人」的责任（当然，对于说话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撇清他自己的责任）。很遗憾的是，这种论调顶多是孩子气的「都是你不好」——如果仅仅制定高标准、严格执法就能解决问题（并且不会带来更大的问题），中国的污染肯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感谢党的全面领导，中国政府有着最不需要冗长的民主程序的决策机制，和最上行下效的执行体制。将污染简单地归因于立法执法中的问题，就根本忽略了其背后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另外，我不否认官员政绩考核这种微观因素对于环境问题的影响，但将思考止步于此就未免肤浅了——斥责中国官场将GDP作为官员的关键绩效指标（KPI）的人很少去想一想，为什么这个国家还是要以GDP来考核官员？为什么越是贫穷落后的地区，就越是强调以GDP考核官员？？
最后说两句闲话。受空气污染荼毒最深的的人并不是现在喊得最响的明星、金领、白领，不是写字楼的上班族也不是 iPhone 用户。他们戴着约等于没有的口罩，在工厂车间里一边做工一边拼命地咳嗽——他们只是不会上微博抱怨罢了。还有，内蒙古黄沙遍天没人知道，河北山东陕西山西的雾霾没人知道，北京一起沙尘暴一起雾霾，全中国马上都知道。就像2014年西非的埃博拉（Ebola）疫情一样，千千万万黑人死了世界不知道，有欧美白人死了，马上全世界都知道。这世界真的很不公平，受到最多关注和同情的从来都不是承受最多苦难、最卑微而没有权势的群体，而恰恰是最会掌握麦克风、最有权势的群体。